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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政治权力不受监督、不能校正，这种权力腐败就具有必然性。

但持二元论观点的学者认为应该狭义理解第89条中的共和制，只要没有建立一个世袭的国家元首，就处于一个共和制的样态结构中。例如在法国法典化过程中，法学要素的作用似乎式微，不再成为规范制定权的主体考量要素。

[54] 虽然我国宪法修改的模式和功能均与其他一些法治国家存在差异, 宪法修改在我国依法治国建设进程中主要承载向后看的确认功能。第72条最初只是简单规定了地方行政组织形式和代表国家利益等初步的问题。然而，必须反驳的是，通过上文的分析，政治与法律无法各自游弋。但宪法修改在规范逻辑和制度运行中存在较大差异：规范中既有实质限制、也有形式意义上的时间限制。杜强强：《修宪权的隐含界限问题——美国宪法学理论关于宪法修改界限的争论》，《环球法律评论》2006年第4期，第400-412页。

进一步而言，以维德尔为代表的修宪权无限制论者主张宪法修改权的正当性基础在于人民主权：修宪权的主体是人民，宪法的修改不应该限制人民基于其自由意志而做出的政治选择。四、宪法修改界限中的政治与法律论争：自然法思潮与实证主义的交织影响 由上可知，修宪权无实质限制学说虽已经通过宪法委员会2003年判决进入了实在法，但宪法修改的基础理论问题仍徘徊在自然法与实在法之间，宪法修改限制的界限问题仍然比较模糊。[26] 参见[法]贝特朗·马修：《改变第五共和国而不背离——法国宪法修改的内在一致与前景展望》，张丽娟译，《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第122页。

[38]最后，最高行政法院在某种意义上重申了宪法委员会的立场，拒绝在超宪法原则的基础上审查。在此凸显了政治与法律在宪法实施中的两难：既需要接纳现实主义对宪法渊源的先在性和必要性贡献，又需要确保宪法规则在教义学意义上的清晰性、明确性和安定性。具体而言，1992年6月《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修改新增第88-1至88-3条，授权国家转让部分主权权利。因此，如果这些机构的权力行使不受任何限制，等于将法治、民主、言论自由等重要原则的维护交由其任意判断。

如果公民投票决定通过该法律草案时，共和国总统应在前条规定的期限内予以公布。莫纪宏：《我们应当怎样修改宪法——兼论政治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修宪观的得失》，《清华法学》2012年第6期，第44页。

该项决定的官方评论指出，宪法委员会消除了1992年9月2日关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第92-312DC号决定所产生的歧义。法国和意大利宪法均包含了某种意义上的永恒条款，即宪法的修改不得涉及共和政体。[4]相关研究不断引发对宪法基础理论中修宪权性质及其限制模式的思考。所以政治与法律的争论延伸到了宪法修改也是关于修宪权边界的问题，根据凯尔森提出的标准，区分政治和法律的标准可以被理解为，合法性的对象是适用于预先存在的规范产生的后果，而政治性的判断则是因果关系的反映。

[12]因此，第89条第5款也可被解释为同样保护民主形式，使其不得成为后续宪法修改的对象。当领土的完整性受到影响时，不得启动或继续进行修订程序。法国作为制宪权概念的源起国，在政治生活中频繁使用修宪权。国会的主席团是国民议会的主席团，国会的召集需要共和国总统颁布法令，但须经总理副署。

可以说，法国宪法实施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通过宪法修改缓解政治危机。自然科学通过因果律（causalité）的原则来认识其对象，而法律科学则更多表现为是规范科学，通过归结原则（le principe d'imputation）来认识其需要规范的对象，通过归结原则，两个事实A或B之间的关系十分简单，即如果A，那么一定是B。

法国宪法文本和宪制实践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在此背景下，有关修宪权限制的争论在法国成为热点问题，细究原因：一方面，近年来法国宪法的修订比以往更加频繁。

该条自生效以来，已被使用了二十二次。其他问题出现在合法性方面：宪法委员会的合法性是建立在自身没有最后发言权的基础上的，如果宪法委员会通过审查宪法修改实际占有了最后发言权，这可能构成另一种自相矛盾，民主正当性进一步受质疑。这一限制也可以被视为一种隐性时间限制，因为该限制并没有包含在第16条的文本中，也没有包含在其他条款中。规范层面上，修宪草案的提出需要行政权内部的共识，共和国总统启动修宪程序必须得到总理的副署。换言之，总统、总理、国民议会或参议院之中任一主体若反对修宪，均会导致程序难以启动或继续。1999年7月8日修改促进男女在选举领域的实质平等，提升女性担任民选代表的机会。

[35] 然而，最高行政法院与宪法委员会在有限制说与无限制说的立场上和而不同，虽然均否认超宪法性规范的存在，也就是否认宪法修改的实质限制可能性，但仍然展现了以法安定性原则为依据限制宪法修改的可能。其三是国会，即由第89条授权可以修改宪法的议会两院联席会议。

[28] 传统意义上的法国一直是单一制（Unitaire）国家，也在1958年宪法制定之初写入第1条。维德尔的学术思想体系所隐含的实质无限制（l'illimitation  matérielle）理论催生了宪法怀疑论思想（La doctrine du scepticisme constitutionnel），不再需要区分原初制宪权（Pouvoir constituant originaire）和（作为修宪意义上的）制宪权 (Pouvoir constituant de révision) ，修宪的界限不可能被我们所认识，也就不可能在法律层面成为规范

国民议会和参议院在投票权重中处于平等的地位。修订案经全民公投通过后即为最终版本。

理论上，国民议会或参议院的任何一名议员均可以提出宪法修改建议案。正如奥里乌所言，共和国是一个完全由选举产生的政府形式。由此，立法权可以阻碍行政权启动修宪，而行政权则不可以反对立法权对其的阻碍，造成两项权力配置的失衡。1999年7月8日修改促进男女在选举领域的实质平等，提升女性担任民选代表的机会。

总统决定将修订文本提交最终批准的时间没有限制。究其原因，修改宪法是一种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行为，不仅在总统广义上的缺位期间执行修宪行为的紧迫性不高，而且参议院议长滥用权力的风险极大。

有鉴于此，本文以法国为例，以修宪规范逻辑和制度运行的差异为论述起点，对规范逻辑中实质与形式的双重限制进行概述，并对实际运行中宪法委员会和最高行政法院的立场变迁进行探讨，最后将宪法修改的理论放置于政治-法律场域之下，就不同场域中呈现出来的情况进行对比，试图挖掘自然法思想与法实证主义对法律规范的不同影响，从而论证宪法修改是守护宪法秩序的重要机制。该判决的直接来源是宪法委员会1992年4月9日关于《欧洲联盟条约》（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第一号决定。

[24] 综上，法国宪法修改的规范框架以第89条为核心，关联第7条、第11条、第16条等条款构成，宪法教义学的视角下可以对法国宪法修改的规范体系做出一个较为完整的检视。因此，总统必须重新建立正常的宪法秩序，即适用本条程序之前的国家常态化秩序，而在总统诉诸第16条开启特别权力的情况下，说明宪法秩序已经进入非常态，不能通过修改宪法的手段予以恢复。

在此类实践逻辑下，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迄今的二十四次修改均凸显了政治性特征。部分学者赞同宪法委员会的立场，认为这是对第16条和第89条的交叉解读：第89条禁止在领土完整受到影响时进行任何修改。五、代结语：宪法修改、法律秩序与政治制度 诚然，修宪权之最重要功能在于缓解宪法规范行使中遭遇的危机，为宪法实施中权力配置、基本权利保障、价值协调等问题提供空间，制宪主体在此空间内进行谈判和商谈，造成价值和利益的博弈。在实践层面，政治事实虽然试图绕过第89条，不断地去争取人民出场和出现某种意义上的政治决断，但仍然屡战屡败，无法真正打破规范教义形成的对政治权力的某种捕获。

1.修宪之启动 根据第89条第1款，修改宪法的启动权由总统和议员共享。国会的主席团为国民议会的主席团。

第二大类涉及欧盟一体化进程和法国地方分权的深入。这与1946年意大利《宪法》第139条有很强的相似性，该条规定：共和制形式不能进行宪法修改。

针对这一学术论争，法国的判例法和法学理论产生了差异。[9] 参见莫纪宏：《我们应当如何修改宪法——兼论政治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修宪观的得失》，《清华法学》2012年第6期，第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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